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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李福给洪衍武开出来的药方子还真对路。

    他认识的那位“懋顺车厂”的师傅姓孙，叫孙世英。

    今年六十一岁的人了，从十四岁学徒到出师，在“懋顺车厂”干了有小二十年。

    这人是专门是做铜活儿的，而且当年教他手艺的师傅，还是以前安定门“永成”的师傅。

    要知道，京城的铜活儿那可是金工艺术里的一个分支，在历史上相当出名。

    元明两代，京城的铜匠有两件最露脸的话儿。

    一个京西卧佛寺的太卧佛，一个是明朝的宣德炉。

    当然，这两样，开办于清中期的“永成”是没赶上。

    可“永成”也不孬啊。

    这家山西人办的“铜作”，可是专接宫里的活儿。

    像近代故宫的铜门狮，颐和园的宝云阁铜亭，都有“永成”的充分参与。

    因此孙师傅也算是师从名门，

    无论铸制和打制两“功”，还是镶嵌、焊接、镀金、錾雕、花丝、着色、打磨这些技法，他学得都是京城铜作里较高的水准。

    解放后，因为手艺出色，孙师傅作为从造车厂少数直接被选拔进“金属工艺厂”的匠人。

    他本人也有幸参与了京城五十年代的“十大建筑”之一军事博物馆楼顶军徽的打造。

    这可是当年不得了的壮举。

    因为别看从地面上看那军徽不大，但如果把那玩意“搬”下来看，那就大得不像话了。

    实际上这个军徽加上插座儿的尺寸有八米高，直径是六米。

    整个是用四毫米厚的铜板，分段打制成的。

    军徽上有许多麦粒和麦芒，得靠铜匠们用铁锤和钢錾一点一点儿敲，然后鎏金，再组装在铁架上。

    孙师傅他们总共几十个工匠，就凭着几十双手，把那军徽打造的精细入微，看上去如同浮雕。

    这在世界范围都堪称首屈一指的绝技。

    想想看，就这水平，孙师傅要再捡起当年造车厂的那点小活儿还算事儿嘛。

    这就跟位名厨想要随意做俩小凉菜儿下酒差不多一个意思。

    而且同样要知道啊，为此荣获“市级劳模”的孙师傅，七级工匠啊，退休后的日子还真不富裕。

    比如说他见着李福，老哥儿俩自然得一起喝上两盅。

    可他就只请得起一碗芝麻酱面，外加四两“毛三儿”的散白，搭配个切开的咸鸭蛋。

    就连他家里的小屋也是黑黢黢的。

    最值钱的家当除了一台老式的话匣子，就是一台黑白电视了。

    还是那句话，养孩子忒多。

    饶是老爷子上班的时候能挣一百多，可子女们的好几张嘴就把当老子的给吃穷了，这么多年就没存下钱来。

    退了休也一样。

    工资变成了百分之七十，孩子们尽管都成家了，可还得给孙子、孙女贴补，而且还不能厚此薄彼。

    也就是干这行的手艺人筋骨都好，老爷子的身体挺硬朗。

    否则，孙师傅的健康要有点毛病，这日子就更难过了。

    那不妨再想想看，这样的家境，听李福和洪衍武说，愿意掏六百块钱买这么一辆车，孙师傅是个什么心气儿？

    必然是给老师傅高兴坏了。

    他拿了洪衍武的钱，当天晚上就火急火燎去张罗人手了。

    结果仅用了三天就把一辆车给鼓捣出来了。

    要说活儿干的是真不错。

    那车做出来可太精致了，太讲究了，和李福当初描述的一点不带走样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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