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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其实，就连《吃面条》这部小品也是一样的。

    定节目的时候，就因为这个节目太逗笑了。

    反倒因为顾忌不太严肃，缺乏思想性，没人敢拍板让它上春晚。

    要不是社会经验丰富的“红叶”，一直厚着脸皮拉着陈培斯在没被承认的情况下，坚持蹭车、蹭房参加“春晚”排练。

    再加上黄导格外看重，最后关头，他像当初支持谷依一样的力挺这个节目。

    如此经典的曲艺节目，恐怕也会无缘与全国的老百姓相见了。

    由此可知，在这个特定的年代，陈氏父子要想把他们的喜剧真的搞成系列电影，到底需要克服多少艰巨的困难。

    别的不说，拍摄之初，这“求名分”的一关就先把父子俩给难住了。

    因为哪怕有《夕照街》的良好反响和热度，可没用。

    老爷子为了前面拍的两部片子已经欠下两笔人情债了。

    短期内还想继续拍摄喜剧片，是不可能再获得京影厂支持的。

    而陈培斯又是隶属“八一厂”的演员。

    军队制片厂对拍摄内容的要求更加严肃，压根就没有喜剧片的名额。

    这样一来，他们就不得不低声下气四处求人，千方百计的找门路，给自己的电影弄“准生证”。可惜上赶着不是买卖啊，求人哪儿是那么好求的？

    这个过程注定会受到歧视，甚至是饱含屈辱的。

    像去年，陈培斯和“红叶”还没走红的时候，曾特地坐火车带着他们自己做的剧本远赴“西影厂”。

    却没想到，那个因支持艺术片为“第五代导演”们集体感念的西影厂厂长，甚至都懒得出来见他们。

    只派一个副厂长很随便的翻了翻剧本，就明确的做了回绝。

    “这类电影我们不做。”

    再往后，陈培斯和“红叶”无一例外都撞上了这样敷衍的软钉子。

    于是回去之后他们疲惫不堪的一商量，只能迫于无奈地采取“先上车后补票”的办法。

    那就是去外面想办法拉来投资，靠自己的力量先拍摄电影再说。

    他们把美好希望寄予在了未来的运气上。

    认为或许拍完了电影，“名额”问题就解决了呢？

    没准人家也是怕给了“名额”，他们再提出资金和演员的要求，这才借口推脱的。

    也正是因此，随后才有了“红叶”和陈培斯借着洪衍武婚礼卖人情，然后请客吃饭找他拉赞助的事儿。

    可谁能想到啊，等好不容易拉来了投资吧，剧组也凭着四处求人攒起来了。

    他们甚至在年初的时候，还凭借《吃面条》拥有了名气，让他们的电影前景变得更有保障了。

    但偏偏到了现在，电影开拍过半，却飞来横祸，他们居然被人举报到了电影局那里。

    上面马上勒令停止，不许他们再拍了。

    这一下陈氏父子可是着了大急了。

    他们四处寻求门路啊，想要疏通关系，取消这个限令。

    可负责处理这件事的主儿，却耍上了官僚主义那一套。

    咬死了政策，口口声声说任何电影必须挂靠电影厂才能拍，否则就是拍出来也不予发行。

    还说看在陈老爷子是个老同志的面子上，才没有严肃追究摄制组所有人员的责任。

    这已经算是宽大处理了呢。

    眼瞅着就要“师出未捷身先死”。可泥人儿也有三分土性啊。

    说句实在话，身为父母的，就没人不心疼自己的孩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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